刘勇同志精心撰写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善于从宏观的分析和总体的把握中间，深入与细致地阐述出包括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等在内的诸种宗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重要作品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影响。他这种将宏观俯瞰与微观透视紧密结合和融会贯通的研究方式，确实是给我留下了相当鲜明的印象。
宗教文化是一种具有广泛和深刻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亘古以来长期地制约与支配着亿万人们的精神世界。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使宗教文化得以形成和不断地延绵下来；同样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自身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复杂关系，历来就处于从极端残酷的状况逐步趋于合理的漫长变化过程之中，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生活中间，还存在着多少令人惶惑不解的现象：为什么有的人盘踞于众人之颠，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杀予夺？为什么有的人掌握着惊人的财富，而多少人们却挣扎于饥饿与贫困之中？此种极端不合理的社会存在方式，也使得人们在痛苦与迷茫之中，追求着从宗教的信仰里面获得解脱，希冀在幻想的天堂中实现美好的理想。于是宗教就为统治者所利用，用来混淆和麻醉人们的思想，尽量阻挡大家对生存的现状获得确切的认识；于是宗教也就为广大的被统治者所利用，用来宣扬善总会战胜恶，宣扬以仁慈的爱心来抚慰灵魂和联结众生，寄托着一种出自内心的神圣的膜拜。世界历史上像这样以宗教为旗帜的人民起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
对于宗教这种异常复杂的二律背反式的现象，必须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形成准确的认识。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整个社会的气氛逐渐变得清明、宽容和合理起来，学术领域自由讨论的风气也日益趋于正常的状态，这样就有可能深入地探讨宗教问题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影响了。这当然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事情，而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十余年来研究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论文还出现得并不太多，而且已经见到的篇章也大抵是限于某一种宗教对于某一位作家的影响云云。像刘勇同志这样全面地探讨多种宗教对于一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影响问题，就十分充分地挖掘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所蕴含的宗教意识，他对此所作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论述，实在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可喜的现象，相当明显地超越了过去数年中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他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无疑可以说是此一领域中极具开创性和深入性的重要收获。
还值得注意的是刘勇同志在他进行具体和深入的论述中间，总是能够紧紧地把握住诸种宗教文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所产生影响的种种客观事实，却又竭力避免不适当地夸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贯彻了一种实事求是地从事科学研究的作风。譬如在论证郁达夫和巴金作品中的某些忏悔意识时，并不先验和抽象地归结于某种宗教的影响，而是贯彻着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科学原则，在抓住它的这种实质之后展开有理有据的分析与阐发，得出它来自社会制度此一具体原因的结论，并进而展开了充满义愤的社会批判。这样就显得准确、丰满和深邃，具有一种强大的说服力量。
这部书稿还充分地论述了鲁迅揭示的中国人对于宗教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诸种宗教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和国民性格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刘勇同志在自己这些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中间，发表了不少独创和精辟的见解，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小的启迪。书稿在对于许地山和丰子恺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时，既论证了佛教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它们产生的不利影响，又阐述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引发出这些作品的正确思考，这无疑是发前人所未发的一种研究成果。至于在论述林语堂、废名和曹禺等诸位著名作家所受宗教影响的这些部分中间，也有很多独特和精采的见地，实在是阐发得十分令人信服的。另外在涉及某种宗教文化给予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作用的影响方面，也多有启人思索的见解，譬如在具体地分析历代佛教经典对于白话文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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